空气污染治理背后的利益较量
煤炭在燃烧中，不仅释放了可利用的能量，还释放了大量的烟、烟尘、酸性水汽。尤其是煤烟中，会产生毒灰、二氧化硫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。然而工业革命期间，英国人竟然认为煤烟是无害的。当时，煤烟弥漫在英国的很多城市，对此民众不以为然。在他们看来，污染并不是来自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，而是产生于自然生活的过程。他们把疾病的传播归咎于瘴气，而瘴气是一种不可见的气体，被认为是腐烂的动植物散发出的。如此一来，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多，就认为哪里的环境污染严重，沼泽、丛林、墓地、污水坑、下水道是污染之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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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荒诞的是，有人不仅以为煤烟是无害的，而且认为煤烟可以防止污染。在伦敦，由于煤烟日日夜夜不停地排放，给市民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，肺病、呼吸道系统疾病、佝偻病伴随而来，不少人精力衰退，整日咳咳喘喘。科学家和医生经过实验，清晰地认识到了煤烟就是健康的主要杀手。
19世纪末期，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、城市改革者、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，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接受的一部分，而是把煤烟视为一个城市问题。“人类具有了超越以前难以超越的环境限制能力，但又没有能力预判或控制他们的新技术产生的后果。”对环境恶化的担忧，当时一些激进的艺术家和作家表现尤为明显。一些人开始怀念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乡村，期望英国彻底放弃工业之路，回归淳朴的乡土社会形态中。
如比罗斯金、莫里斯等人当时指出：“在一种被误导的对物资利益的追求中，英国正在牺牲它与自然、过去的联系。整个国家都在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，乡村正在失去本来的自然特征。”还有学者说的对煤烟污染的反思更为强烈：煤烟是一种危险因素，容易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。对犯罪、不道德行为、暴民活动来说，因为烟而变得肮脏的空气提供了理想的掩盖。当时的欧洲，不仅英国的煤烟排放严重，法国也好不到哪里。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在《睡莲》《日出》等系列油画作品中，色调总显得烟雾弥漫。他的创作并非另辟蹊径，而是忠实地再现当时糟糕的空气而已。
按照常理，既然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烟雾的危害性，那么接下来要看如何治理了，而空气治理并非想象的一帆风顺。在民众的要求下，1912年当“一战”打得正酣之时，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，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英国各大城市的烟尘沉淀进行科学测量，并对空气质量进行抽样分析。然而，这种类似学术研究的组织，大公司主和资本家并不放在眼里。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，他们不期望减少煤烟的排放，更不愿意看到公司关门停产。他们把制造煤烟的罪魁祸首推给城市居民，理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而排放的煤烟比工厂的更严重。英国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看法上两面摆动：一面要顺应民意，必须减少煤烟的排放，另一方面又不能和资本家们翻脸，因为他们是政府部门的缴税大户，得罪不起。
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
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时，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层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协。1956年，英国颁布了《清洁空气法案》，这项法规在空气污染整治方面起到了“定海神针”的作用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英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法规。在空气污染、生态环境治理方面，英国人不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。2015年12月18日，英国关停了蕞后的煤矿公司——约克郡凯灵利煤矿，这也标志着英国彻底结束了煤炭时代。从鼓励煤炭生产，到控制煤炭使用，再到现在的告别煤炭，英国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路程。
在整治生态环境过程中，必须面对经济发展不能停滞、民众生活质量不能下降的现实。这些年来，为了应对这一难题，英国和欧美各国专注于高新技术和金融经济的发展，那些能耗高、污染重的公司，陆续迁移到发展中国家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快速增长，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。有关碳排放控制与减少问题，如今成为国际外交领域的焦点，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，然而这些发达国家，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中，就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。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，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智慧。
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及其之后对待煤烟的认识变化、空气污染治理的刚性策略，能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带来诸多思想上的启迪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、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机遇期，不能因为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准而破坏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，当然也不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停止经济建设，这不符合世界趋势，也不符合国情和民情。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看，执行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不能松懈，厂矿公司、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，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有所作为。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，生态环境既然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，那么真正地践行绿色理念，则是应有之举。